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初中毕业后在首钢当了3年铆工，然后参军、入党、退役；后在夜大学了4年日语，做过记者；1991年赴日本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1997年3月回国至今，尚未找到工作。方军每半年按时到人才交流中心交一次党费；有朋友批评他不该非要进国家单位不可。不过，这一年他也没闲着，出了一本畅销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
说来您可能不相信，因为穷，我留学7年没回过中国。可我并没忘祖国，在国外的日日夜夜我每一天都收听四个国家的广播，分析数份外国报纸。那时，当听到的信息有外国喉舌们攻击我们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一般的来说，听了说中国不好的话我就产生生理厌恶，“怎么中国在你们外国人眼里就那么多缺点？吃饱了撑的！”我想。
回到北京不久，积6年采访记录，整理了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1997年末发表之后，我才感到长了见识。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采访了19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到我回国时，他们之中已有4人死亡。我曾感叹：这老鬼子们就像深秋的一茬麦子，不割又怎么样呢？回国时，我的手提箱中书稿、照片占据了一半，都是多年采访老鬼子的记录。我想，这么多东西也许能堆出一本书了吧。后来曾有人问我：“你想写书？准备出版多少？”我回答能出几本就成了。这里说的“几本”，是两位数的概念。当时，我既不关心出多少本书，也不知该付出版社多少钱。能出，就行。
没想到，书不仅出了，而且张爱萍、吕正操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分别为这本书撰写书名和作序。而更令我这个普通退役军人惊诧的事，还在后边。
去年12月13日，《我认识的鬼子兵》选了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日子正式推出，不到1个月即发行13万册，并被《中国图书商报》、《南方周末》等评为中国1997年十本有影响力的书之一，还连续数月居《中国图书商报》“全国畅销书榜”前5名。
发行当天，三联书店邀我这个非专业作者去签字售书，其场面踊跃感人。当天晚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络人生》邀我为佳宾，共同制作《悼念被日军屠杀30万南京亡灵》的节目。之后，北影、中央电视台、中国实验话剧院相继提出将此书改编成影视剧本的方案。
出书后很多人写信给我。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祖国的老战士本末倒置地感谢我，让我汗颜、令我恐慌。另一些传闻则令我不安：一学生上课时看我的书，不知不觉进入当年中国人被日军随意杀戮的场景里，竟然不顾师道尊严、课堂纪律而失声痛哭！
新年伊始，我去四川成都签字售书，其场面更是感人。约定10点，我人还没到，已有几个抗日战士等候在那里，其中有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南下的二野老战士，也有国民党的老兵。一位国民党正规军老兵，曾与侵华日军一直打到缅甸，亲眼见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他送给我当年的帽徽和李宗仁将军指挥台儿庄战役使用过的军用地图，嘱咐我：“写川军出川与日军血战吧！1949年以来我一直是被镇压的对象，1985年后我才放心地做了个普通农民。今天我坐4小时汽车来买你写的书，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忘却，但我们却忘不了那段悲壮的历史！”
可我不是作家呀。
一位姓徐的老八路，更令我终生遗憾。徐先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冀中《导报》记者，看了我的书，想约我见面一谈。不巧我有事没能去，徐先生就提笔给我写信，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及当年日寇在华北制造千里无人区的事儿。谁知，这位抗日老战士百感交集，激愤不已，信只写了一半，竟然就与世长辞了！
经过《北京晚报》、《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的连载、报道，书还没出，很多人就知道“方军写了本《我认识的鬼子兵》”；可要问“方军是干什么的”，恐怕连我自己答着都困难。
1997年12月6日，穿着我那身旧军装，我如约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几位主持人约了我去做特别节目。可门口武警不让我进。我既无工作证又无介绍信，自然说不清我是干什么的。我拿出退役军人证书给战士看，战士说：“那时我还没生出来，我不认识这东西。”我对那个战士说：“军队是国家的象征，退役军人是荣誉的象征，我在日本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看见中国退役军人的证书还给我敬礼呢。”武警却说：“你马上离开这儿，不要在这儿捣乱，今天星期六，中央电视台全部休息，你不要在这儿行骗！”
我扭头就走。不让我进还能不让我走！
受连累的是《东方时空》的记者们。方宏进、水均益，敬一丹们真是中国最出色的记者。无论我怎样把对武装警察的不满转嫁到他们身上，他们都锲而不舍，一遍遍轮流往我家打电话。最后说，“我们剧组全体25个人一起去你家赔礼道歉行不行？”我知道再说什么我就太过份了。1997年12月13日，《东方时空》播出了《60年后》特别节目，主持人方宏进和我对谈《我认识的鬼子兵》。这个专题报道，一共45分钟。
要说出书之后最大的意外，是这本书新近又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今年十大盗版书的第一名。
在外国上了两个大学都没学到的东西，我在国内两个星期就学会了——我知道了什么叫“盗印”。简单地说，盗印原来是快速致富的良方。您想一夜暴富吗？如果想，您应该尽快参加盗印者的行列。盗印的目标当然首先是畅销书，报上的畅销书排行榜，就是您的“致富指南”。盗印者实行“一条龙服务”：有管信息的，有制版的，还有卖书的、转移的、收买工商局干部的，等等。说句玩笑话，如若把杀人的手段细细分成30道工序，也许参与杀人的这30个人就谁都不犯罪了。那些还在美国、日本撅着屁股洗盘子的留学生朋友们，你们挣的那两个外国钱，比比人家，差远啦，还是参加还乡团吧！
盗版书一般通过“二渠道”发行。二渠道的供求热线是全方位的，既有主动出击又有迂回作战。居最前线的叫“摊儿”，假书在“摊儿”上亮相；工商去了，摊主说：“盗印书？这儿有三五本，您拿去吧。”工商走了，接着来。“三渠道”就更诡秘了，香港、美国千八百的书，在北京只卖几十，方便了广大读书爱好者。卖书的常拿一块布就地一铺，把书一溜排开，两眼四处寻摸，快买快卖，随时准备逃亡。
据我调查，盗印集团面对国家出版社是一定能打胜仗的。其原委是体制决定了，权力、地位、车子、房子，可能是国家出版社头头们第一要考虑的。而这些头头所做出的决定，十之八九又是对市场过于保守。更主要的是中国法律不完善，实在是有机可乘。
全国出版社几百家，抓盗版集团的没两家。
1998年“3·15”前后，出版我这本书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曾就《我认识的鬼子兵》被大量盗印咨询过两位律师。两位律师好言相劝：“算了，起诉也会败诉，原因是盗版集团太强大了。”我听了这样的信息十分生气，心想咱共产党员不信邪！我去给你们查查假书，我就不相信这白纸黑字的东西国家不管！
1998年3月12日，我去了位于北京关东店四巷22号的朝阳工商行政管理局，他们把我二楼推三楼，三楼推二楼，问了7个人都是冷眼相待，最后还是一位看过《我认识的鬼子兵》的工商干部热情，说你自己去新闻出版署，或者自己去文化局。
我在东大桥个体市场随手买了一本假书，这时身边刚好走过一位身穿工商服的女干部，我问她：“您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吗？”她忙不迭地说：“不是不是！”五分钟以后，我找到东大桥个体市场工商管理所，她还是那身工商服，正坐在里面呢，我俩面面相觑，然后我面红耳赤，连连致歉，慌忙退出。我确实让人家讨厌给人家添麻烦——没有手拿假书的我，人家工商干部工资照拿、住房照分呀！
我还不死心，又去了朝阳区文化局。文化局一位同志非常粗野地问我找谁，干什么，什么目的？！他连站都不站不起来，也没抬眼皮。这样的东西我在日本流氓集团里看见过。为了采访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鬼子，我专干外卖，每天四处跑，可以说在日本社会无孔不入。日本文化局里的人都是文质彬彬的。后来终于在朝阳区文化局找到了主事的男女，他们很和气地对我说：“你自己抓到盗版集团后，我们来帮你处理。”
我蒙了，一时闹不清谁是人民公仆，这国家的工资是发给他们的还是发给我的呢！美国和日本处罚侵犯知识产权是很严厉的，量刑在盗窃罪之上。外国警察、律师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侦破盗印，原因是它比侦破盗窃犯罪容易，连大狼狗都不用带。他们形容盗印为：“小偷把偷来的钱包顶在脑袋上在闹市里走。”然而，最简单的事在中国却变成了最复杂的事，乃至律师们都退避三舍。
在此，我想劝在海外不得意的留学生们早些回国，发财的机会就在您脚下。您参加盗印书的行列一定很安全。我承认这是在鼓励您犯罪，可您真正走入犯罪行列之后才会惊奇地发现：“没有犯罪”——没人抓呀。从前有句话叫“民不举官不究”，现在是“民举了官都不究”，盗印书猖獗就是一例。
回国一年了，一直没找到工作，坐吃山空，非常沮丧。用人单位都说：“你都44岁了，按北京市内部文件，工作30年可以退休，你再工作两年就可以退休了，别工作了。”我听了以后直想哭，我大声说：“我不退休！”
（摘自《华声月报》1998年7月号。）
